AI 時代下的民主

Democracy in the Age of AI

各位好。我是唐鳳，🇹🇼臺灣的數位治理大使。

今天，當我們談到「AI」，再談到「民主」，心中可能浮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畫面。

一種是悲觀的。社群媒體的 AI 演算法，推送充滿對立、撕裂的言論，演算法把我們推進一個個同溫層，讓我們覺得對話越來越困難。我們彷彿看到民主正在被 AI「駭侵」。

但還有另一種畫面，一種樂觀的想像。在這裡，AI 不是製造分裂的武器，而是搭建橋樑的工具。它能幫助我們跨越差異，找到意想不到的共識，讓民主變得更真實、更有韌性。

很多人覺得，面對 AI 的快速發展，未來就像一輛只有油門和煞車的車。要嘛全力衝刺，奔向未知的「奇點」烏托邦；要嘛踩死煞車，因為害怕反烏托邦的到來。

但我們忽略了最重要的東西：方向盤。

今天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這個「方向盤」的故事，也是我在牛津研究的方向：「合作式 AI」。它讓我們共同把未來，開上正確的道路。

被駭侵的民主

Democracy Hacked

這不是比喻，而是現況。社群巨頭在 2015 年前後默默換了預設：從「追蹤」（你我可共用的現實）改成「推薦給你」（AI 餵你最有黏性的內容）。

「你追蹤的內容」是一個「為我們（For Us）」的現實。如果你我追蹤同樣的人，我們看到的世界基本上是一樣的，我們活在一個共享的現實裡。

但「為你推薦」不同。它背後的 AI，是一個寄生式的 AI。它的唯一目標，就是學習用什麼內容能讓你上癮，把你黏在螢幕前。於是，每個人都活在一個為自己量身訂做的、極度個人化的世界裡。

結果是什麼？不是只有成癮，更是分裂。最能維持你停留的內容，往往是讓你憤怒的內容。這種設計非常容易被專制政權利用，透過惡意 AI 蜂群，在我們的公共場域發動心戰。

他們的目的很簡單：讓我們懷疑制度、敵視鄰人、相信民主只會帶來混亂。當大家疲憊到想放棄時，就容易受到專制擺布。

炎上流量

Engagement through Enragement

所謂「社交網路」，其實多半變成了炎上的基礎建設：它把社會最重要的「連結」拿走，然後賣給出價最高的廣告商。它精準地知道我們的喜好、恐懼和身分認同，但這些資訊，我們自己卻看不到。

這就是今天許多民主社會面臨的困境：我們不是沒有善良的人、不是沒有願意對話的人，而是我們使用的工具，在底層設計上，就不鼓勵我們這麼做。

那麼，我們能怎麼辦？難道只能放棄這些平台嗎？

不，我們可以「翻轉」這個演算法。我們要重構這些系統，讓它們從炎上，變成合作的平台，天生就能抵禦操弄。

從抗議到示範

Protest → Demo

改變的契機，來自十年前。2014 年，臺灣發生了太陽花運動。許多人佔領了國會，表達抗議。

但這場運動最特別的地方，不只是「抗議（Protest）」，更是「示範（Demo）」。在抗議現場，有一群像我一樣的公民科技專家，我們沒有花時間去想要推翻什麼，而是花時間去「打造」什麼。

我們在現場架設了網路，確保資訊的透明流通。我們做直播，讓國會裡外的對話能夠同步。我們不只說「不要什麼」，我們更用程式碼和行動，去「示範」一個更開放、更透明的民主，應該是什麼樣子。

這個經驗讓我們明白，社會運動的能量，可以不只停留在一次性的抗議，而是可以轉化為長期的、制度性的建設。從街頭的抗議，走向鍵盤上的創造。

橋接系統

Bridging Systems

那這些工具是什麼？核心概念很簡單：我們要建立一個「搭建橋樑的系統」。

我舉個例子。2015 年，Uber 剛進入臺灣，引發了劇烈的社會爭議。一邊是支持創新的使用者，另一邊是擔心生計的計程車司機。雙方在網路上吵得不可開交。

我們當時導入了一個叫做 Polis 的系統。在 Polis 上，你看不到「回覆」按鈕，你只能對別人的「感受」表示「同意」或「不同意」。

當你投票時，你的頭像就會朝與你意見相似的人群移動。很快地，你會在地圖上看到幾個主要的意見團塊。但最關鍵的設計來了：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新的想法，如果你的想法，能夠同時獲得不同團塊裡的人的「同意」，這個想法就能「跨越」群體，獲得最高的積分，在系統裡被最多人看見。

我們把「瘋傳」的獎勵，從給最極端的言論，改為給最能「凝聚共識」的言論。

最後，我們找到了所有人都同意的幾項原則，例如「計程車也可以有多元費率」、「車輛必須有保險」、「不能用無牌車」等等。這些共識，最後變成了法律。Uber 爭議，在臺灣就這樣和平落幕了。這就是尋找「罕見共識（uncommon ground）」的過程。

廣泛傾聽

Broad Listening

加州也大規模採用了這種模式，成立了「參與式加州」（Engaged California）。該平台直接受到臺灣模式的啟發，透過讓民眾參與政策制定，來解決野火災後復原、增進政府效能等迫切問題。

在危機中，完全的公平和普遍接受的妥協幾乎不可能實現。我們的目標是建立盡可能廣泛的社會共識，防止不公平情緒引發政治阻力。政府如何避免政策反彈並與民意保持一致？AI 可以透過廣泛傾聽，來提供解決方案。

該平台的運作方式，是識別不同的人口群體，並確定對每個群體最重要的政策。例如，雖然優先考慮心理復健的民眾的居於少數——這使得該議題在傳統的預算辯論中難以獲得支持——但透過名為「Ethelo Score」的共識指標，卻能權衡支持的廣度和爭議的程度，從而降低少數族群的不滿。

這類系統會識別出重疊程度最高的優先事項，並由 AI 將這些優先事項綜合成可行的政策提案。那些被證明高度兩極化的倡議，則會被推進到下一輪審議。

青年參與

Youth Participation

所有這些創新背後的引擎，是年輕人的活力和願景。

在臺灣，民主的誕生與公共網路的誕生同時發生。我們的第一次總統直選是在 1996 年，同年瀏覽器普及。對我們的年輕一代，我們的數位世代來說，民主從來都不是一座固若金湯的紀念碑。它一直像軟體一樣：需要不斷除錯、升級和改進。

在我們的公共政策參與平台上，民眾可以自由提出政策倡議。只要收集到 5,000 個簽名，相關政府部門就必須回應民眾的正反論點。

幾年前，一群中學生利用這個平台提議將上課時間延後一小時，並以青少年睡眠的科學數據為基礎。他們收集到了簽名。經過數月的合作，教育部最終在全國推行了這項政策。

停下來思考一下這種力量。它告訴每位年輕人：你不必等到投票權才擁有發言權。你現在就擁有改變國家的力量。他們不僅是我們的未來，更是我們的現在。他們是數位民主的原生代，也是未來公民核心的創造者。

而這股能量並不限於臺灣。在日本，我們看到了像安野貴博這樣鼓舞人心的人物。這位 34 歲的 AI 工程師兼科幻作家，正在開拓數位民主的新途徑。

受到《多元宇宙》思想啟發，安野貴博在選舉前一個月競選東京都知事，並透過廣泛傾聽的工具形成政策，隨後啟動了「日本數位民主 2030 倡議」計畫——目的並非製造分裂，而是在候選人和選民之間，建立真正的對話。

安野貴博代表了新一代全球公民技術專家，他們正在打造開源工具，以建立更具參與性和透明度的社會。憑藉超過 2% 的全國支持率，他現已被選為參議院議員。

對齊大會

Alignment Assemblies

隨著 AI 的發展，我們的民主技術也在升級。最新的實驗，叫做「對齊大會」。

去年，臺灣社會被大量的「深偽詐騙廣告」困擾。很多名人，像是 輝達的黃仁勳執行長，都被冒用。社會覺得很困擾，但又擔心政府如果出手管制，會不會變成言論審查。

怎麼辦？我們用手機簡訊，隨機邀請了二十萬位公民，最後，450 位在人口統計上能代表臺灣社會的民眾，參加了一整天的線上會議。他們被分成 45 個小組，每個小組 10 個人，就像一個個「公民陪審團」。在 AI 主持人的協助下，他們腦力激盪，提出各種解決方案。

例如，有個小組說：「我們不只要對平台處以罰鍰，更要讓平台負連帶賠償責任。如果有人被深偽投資廣告騙了 100 萬，平台就要賠 100 萬。」另一個小組說：「對於在臺灣沒有辦公室的平台，我們可以逐步降低它的連線速度，抑制它的流量。」

這些來自民間的智慧，透過語言模型即時整理、摘要，然後彙報給所有參與者。最後形成的政策方案，獲得了超過 85% 的跨黨派、跨群體支持。從線上會議到立法通過，只花了幾個月的時間，讓我們成為全球率先全面實施「廣告實名制」的國家。這正是 AI 作為「輔助智慧（Assistive Intelligence）」的最佳示範。

合作式 AI

Cooperative AI

這讓我想到一個至關重要的戰略區別：我們必須擁抱可擴展的治理（scalable governance），隨著 AI 的能力發展而同步增強。

我們對「合作式 AI」的願景，是小巧、高效、開源、分散式的 AI。可以在你的手機上運作，而不僅僅依賴大型資料中心的 AI。推論過程可檢查、可信賴的 AI。

這就是金字塔和網路的差別。金字塔堅固，但它的命運掌握在金字塔頂端。網路具有韌性，其力量分佈在每個節點上。專制是金字塔。民主必須是網路。分散式的共生架構，是我們的防禦手段。

合作式 AI 的目標，並非取代人類的判斷，而是增強我們的集體判斷力。它是人類的一副眼鏡，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看待世界，以及彼此。

數位遷徙自由

Digital Freedom of Movement

要把「反社會」的平台變成利社會的公共基礎建設，有三把鑰匙：

1. 「攜碼互通」（social portability）：你的社交圖譜與內容要能即時帶著走，不被單一平台綁架。猶他州已通過《數位選擇法案》，要求社群平台提供內容與社交圖譜的可攜與互通，這是破除壟斷、降低攻擊面的重要一步。我稱之為「數位遷徙自由」：帳號的人脈與活動可攜、跨平台同步。

2. 「橋接排序」（bridging-based ranking）：X 的社群備註功能，用「跨立場都覺得有幫助」作為顯示門檻，實證顯示可降低不實內容擴散，並提升對查核的信賴。YouTube 與 Meta 也都已經在美國跟進。

3. 「意義建構」（sensemaking）：傳統民調常以簡化的題型框限討論，忽略了細緻的觀點。Google 與資深民調專家 Scott Rasmussen 合作的「We the People」計畫，正結合全美所有 435 個國會選區的公民，透過 AI 輔助進行開放式問題互動，從而發掘出深度見解與「罕見共識」，也讓少數群體能即時調整不利於自身的倡議，並獲得更廣泛且真實的支持。

回到一開始的問題。面對 AI 時代的民主，我們該樂觀，還是悲觀？

在矽谷，很多人常說：「奇點即將接近（The Singularity is Near）」。

但我想說的是：「多元已經來臨（Plurality is Here）」。

「奇點」的想像是垂直的、是排他的，它把大部分人甩在身後。「多元」的想像是水平的、是共融的，它擁抱每個獨特的聲音。

民主，本身就是一種科技：一種讓我們能夠與意見不同的人共同生活的社會技術。而任何科技，都是可以升級的。

我們不需要等待完美的超級 AI 解決所有問題。我們需要的是更好的工具，來增進我們的「公民肌力」。

這個未來，不是由少數菁英或某個超級 AI 來決定。而是由在座的每一位，由所有願意聆聽、願意對話、願意親手打造的公民，共同決定。

The future is not singular; it is plural. 未來不是奇點，而是多元。

謝謝大家。祝生生不息，繁榮昌盛。

（本簡報內容以 CC0 1.0 拋棄著作權並貢獻至公眾領域。）